夢回1974:全攻全守,史上最硬核的踢法為何滅絕了?


你肯定聽說過全攻全守的足壇傳說,但你知道是它是怎麼樣消亡的嗎?就“全攻全守足球哲學之死”的話題,《 Football Paradise 》與著名作家大衛-溫納( 《絢麗之橙》一書的作者 )進行了一場對話。在文章裡作者結合大衛-溫納的評述,談到了全攻全守足球産生的文化背景、1974年決賽前的***派對傳聞、決賽的一些細節以及決賽失利對荷蘭足球乃至整個國家的影響。

時代背景:1974,混亂的世界,夢魇的誕生

1973年,在美國北方緬因州南部的某個地方,一位有才華的26歲年輕人每日都要忙于他的教職工作。在那繁忙的日子他養成了酗酒的惡習,醉醺醺的他在課堂上也會經常颠三倒四。他的妻子塔比瑟非常清楚丈夫的才華,她從垃圾筒裡将丈夫扔掉的手稿整理出來,并積極勸說他完成那部小說。這時候男人通常都敵不過“固執”的妻子,最終作品完成後被寄給了出版商。就這樣,《魔女卡麗》的小說在次年春天出版了,這部恐怖小說奠定了這位年輕人“現代驚悚小說大師”的地位,而與此同時,在這個人間恐怖的基因也籠罩着整個世界。

(26歲的斯蒂芬-金所創造的恐怖小說深深契合那個時代的背景)

就在1974年,看看這個世界所發生的真實驚悚事件吧——在英國,通貨膨脹率已經不斷上升到失控的地步,高達到17.2%;在美國,受全球能源危機的影響他們夏時制也提前了近4個月;在印度,有2萬人死于天花這種馬上要絕迹于人間的疾病,而印度政府卻在沉醉在他們精心推行的核政策中,第一個核裝置的引爆激起了民衆無厘頭的國家自豪感。

還是1974年,若昂-阿維蘭熱當選為新的國際足聯主席。是的,他就是那位永遠都能把體育比賽轉變為生意(而且是财源滾滾的大生意)的成功管理者。在這樣風雲變幻的大時代背景下,人們沒有被恐懼吓倒,第10屆世界杯如期舉行了。

(1974年世界杯福娃提普和泰普)

1974年世界杯是世界杯曆史上的轉折點,也許還是所有全球性運動的轉折點。——大衛-戈德布拉特(體育作家,《足球是圓的:足球世界史》一書的作者)

橙色革命:渴望空間,文化革命深深影響荷蘭足球,全攻全守流動戰陣天下無雙

一切都會好起來的,這就是樂觀主義者的座右銘。荷蘭隊正是集青春和樂觀于一身的隊伍,他們将一切都做到了最好,正憧憬着他們的世界杯冠軍。他們有理由相信自己,不是嗎?

(以克魯伊夫為代表的全攻全守足球絢麗而富有***,深受那個時代文化革命的影響)

20世紀70年代,荷蘭正在經曆了一場文化、建築和社會的大革命,他們革命的核心概念就是——空間。更精确地來說,荷蘭人發起革命正是由于他們缺乏自己想要的空間。荷蘭的領土深受北海侵蝕的困擾,他們正是在缺乏空間的自然環境下成長起來的國家。空間的限制通常會帶來匮乏感,而伴随着那些匮乏感的通常就是低調和敬畏。這種低調與敬畏的性格特質滲透到了荷蘭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你可以想象得到的每一個方面。

在這個時期,極簡主義和抽象派風格走在了荷蘭人日常思想的前沿。米歇爾-克拉克的建築理念,維梅爾對細節的深度感知,彼埃-蒙德裡安的抽象派藝術全部都潛移默化到了荷蘭足球當中。不同的是,上面的建築或藝術大師們是使用畫布和制圖來表達他們自己,而約翰-克魯伊夫和他的夥伴們的畫布則是阿姆斯特丹的德米爾球場,他們将要在那裡繪制全攻全守足球的藍圖。

當進攻的時候,全攻全守的戰術體系會試圖在球場上擴大他們的空間;更引人注目的是他們的防守,當需要防守的時候,這個體系會試圖壓縮。全攻全守戰術體系的原則就是所有人的位置是靈活決定的。在這個流動的體系與空間中,每位球員不再拘泥于他們背後的球衣号碼,他們需要自己發現自己的場上角色。這無疑是對個人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多位置所需的全能技術屬性、空間閱讀能力、把握時機的能力等等都将是必須的。除此之外,全攻全守體系中的隊友之間還必須能夠默契地配合。

(讓敵人膽寒的全攻全守)

在一次任意球短傳配合的時候球來到了我的腳下,我擡頭一看有七名荷蘭球員向我跑了過來。這種場面簡直能讓人膽寒。——在小組賽0-4輸給荷蘭隊後,經驗豐富的阿根廷後衛佩爾福莫(Perfumo)這樣對休-麥肯萬尼(著名體育作家)說道。

為了更好地理解這個看似場面混亂、無組織的有組織戰鬥體系,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個爵士樂隊,你隻不過是使用足球來進行自由發揮的即興演奏。當這個體系運作起來時會有重疊和交叉,會有波峰與波谷,這是一種獨特的場上運動模式。如果繼續類比的話,主教練裡努斯-米歇爾斯這個體系中爵士樂隊的指揮家是克魯伊夫,而大衛-米勒則是穿上了球靴的畢達哥拉斯,他能用雙眼看到音樂演奏背後的活頁樂譜。

***派對:德媒爆料,王朝隕落前的狂歡之謎,散漫放縱怎等于樂觀寬容?

但是,也正如艾靈頓公爵和他的爵士樂一樣,全攻全守足球也是在1974年正式消亡。每一個朝代的衰落通常都會伴随着一些傳奇故事。荷蘭隊的傳奇故事開始得有些放縱和怪誕,他們在一家湖畔酒店舉行的泳池派對被德國的《圖片報》獨家報道了出來。

(1974年的荷蘭隊常被人們比作足壇的甲殼蟲樂隊,而克魯伊夫則相當于列侬)

在決賽前的幾天裡,這個國家傳播量最大的報紙上出現了這樣一條花邊新聞——據報道稱,在荷蘭國家隊位于明斯特市黑陶普區(Hiltrup)的湖畔酒店裡,一些荷蘭球員和德國女郎(均未透露姓名)舉行了一場***派對。主帥米歇爾斯稱這個報道是德國人玩的“心理戰術”,但不管是什麼,荷蘭隊的士氣确實被削弱了。他們的妻子或女友紛紛打電話過來求證此事,球員們不堪其擾。一些球員會說報道太誇張了,另一些則會說這是一場謊言,沒有兩個人的言論會是一緻的,大家都推測這是其他人幹的事,沒有人承認自己就是參與者。

《Football Paradise》就此事詢問了大衛-溫納。他就是《絢麗之橙:荷蘭足球的神經質天才》一書的作者,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好的足球文化作家之一。他對導緻“全攻全守足球之死”的那些事件和當天的比賽狀況都有所了解。

那麼,自從2000年他的書出版以來,他是否對這些事件就有了新的證據呢?

“在《絢麗之橙》德語版出版發行的8年之後,我修訂了第一版的内容。對于那個章節的細微改動體現了一些新的信息。”

“2004年,荷蘭記者奧克-科克出版了一本諷刺1974年世界杯冠軍的書《1974:我們是最好的》。在書中,他對荷蘭隊賽前活動的傳說進行了揭秘。比如他提到遊泳池的故事是準确的,但事實是人們低估了荷蘭人散漫的生活方式。”

一位來自裡約的記者在那個月早些時候對《體育畫報》(El Grafico )抱怨說,在世界杯之前的四個月裡,世界冠軍巴西隊的球員被人們像孩子一樣對待,他們被關在訓練營裡,遠離他們的女人和巴西朗姆酒有四個月之久。這位記者撰文稱贊了米歇爾斯,認為他能夠将球員視為成年人并由他們自己決定自己的生活。他報道中還宣稱,米歇爾斯的寬容是一個迹象,這表明足球最終是成年人的遊戲。不過,他對荷蘭人的具體生活狀況也知之甚少。

(主教練米歇爾斯和克魯伊夫)

“他們像搖滾明星一樣生活,周圍有女郎和美酒相伴。在世界杯期間,他們的主帥米歇爾斯甚至到想西班牙短暫訪問觀看了國王杯的決賽。他們總是會有這樣的事情,當然還有我們不知道但在當時發生過的一些特别的事情。”

根據休-麥肯萬尼的說法,荷蘭隊一名助理教練曾因為把酒瓶扔到瓦爾德酒店吧台後面的牆上而被遣送回家。但是,為什麼他們會如此洋洋自得呢?

飒沓流星:兵不血刃,郁金香般的***與熱烈,手術刀般的精準和緻命

一直到世界杯的決賽之前,荷蘭人在比賽中都算是兵不血刃,他們一共打進了14個進球,丢了1個球(順便說一下,這個丢球是路德-科洛爾Ruud Krol的烏龍球,這可能使得數據更有趣)。

荷蘭隊就像是一位向女士求婚的紳士,他們先是鞠躬(4-0戰勝阿根廷)行了屈膝禮(4-1保加利亞),又向愛人熱烈地獻上了鮮花(2-0戰勝巴西)。也許,事後人們普遍的共識就是——在這場比賽中獻花獻得有點兒早了。

(一直到決賽之前,荷蘭隊的比賽都是順風順水)

“大體上來說,在踢完第二輪小組賽最後一場比賽後,荷蘭與世界杯衛冕冠軍巴西隊的半決賽是一場很放松的比賽,他們的紀律也得到了放松。他們甚至認為自己已經赢得了決賽。在擊敗巴西之後,他們認為大局已定了,巴西隊是他們唯一擔心的球隊。”

主帥裡努斯-米歇爾斯謊稱那件事情沒有發生。在這種窘迫的事情被德國媒體(事實上,他們是溫和也可以通融的,并沒有那麼強烈的攻擊性)了曝光之後,他需要做些事情以嘗試挽回顔面。在賽前的新聞發布會上,米歇爾斯拒絕用德語交流。很自然,荷蘭媒體在事件中也會跟主帥的風。他們一改往日那種如如不動的優雅和溫和,仿佛浴袍從香肩滑落的少女剛被人們窺見,他們被激怒了。

1974年7月7日,巡邏的直升機在天空上方哒哒哒哒的轟鳴,兇猛的羅特韋爾警犬更是在球場内外都可以看到,随着主裁判傑克-泰勒的一聲哨響,激動人心的比賽在奧林匹克球場正式開始了。

在荷蘭隊展開他們進攻的時候,你能看到全攻全守足球如郁金香般的***與熱烈,也能如手術刀般的精準和緻命。即使是最挑剔的中立球迷都會被他們的表演所感染,成為橙色軍團的忠誠粉絲。

(看到這種場面你怎麼能夠不***澎湃?他們被稱為“百年一遇”的球隊)

西德人當時是歐洲冠軍,貝肯鮑爾、蓋德-穆勒和賽普-邁爾是他們陣中的黃金三人組。但即使是這樣的組合在一支“百年一遇”的荷蘭隊面前也會感到一種深深地的挫敗感,他們的對手似乎一種超然于世間的存在。

德國邊鋒貝恩德-霍爾岑拜因回憶道:“在球員通道裡,我們本打算直視着他們的眼睛,以表明我們和他們一樣強大。但他們有一種不可戰勝的自信,你可以從他們的眼神裡看到這些。他們對我們的态度仿佛就是,‘你們今天想要丢多少個球,孩子們?當我們等待去球場的時候,我嘗試着看他們的眼睛,但是我沒能做到。他們讓我感覺自己很渺小。”——節選自《絢麗之橙》一書

橙式散漫:缺乏專注,記得曆史和仇恨,但忘了第二個進球

在球員通道裡,西德隊仿佛更像是追星族。在克魯伊夫為荷蘭隊赢得一粒點球(匆忙中絆倒荷蘭人的正是拜仁日後的掌舵人烏利-赫内斯)的時候後,他們似乎還處于暈眩之中沒有恢複過來。

西德隊的第一次觸球來自于他們的守門員,賽普-邁爾從自己的網窩裡撿起了皮球。荷蘭隊的約翰-内斯肯斯将這粒點球罰進。

(1974年的決賽也是貝肯鮑爾和克魯伊夫兩大天皇巨星的較量)

“我對1974年世界杯決賽的看法沒有從根本上改變,但細節真的十分糟糕。是的,荷蘭人很傲慢,他們很快就放松了,他們在第一分鐘就領先了,然後他們在想——好吧,這比賽好簡單。他們開始炫耀并取笑德國人。”

荷蘭人的這種傲慢是有依據的。這兩支球隊的很大一部分球員都是來自于阿賈克斯和拜仁慕尼黑兩大俱樂部。大衛-溫納解釋道:“因為阿賈克斯在前一年的歐冠比賽中遇到了拜仁慕尼黑,他們以4-0的比分重創了對手。因此,他們認為比賽還沒開始就已經結束了。”

“我們想要取笑德國人。我們可能沒有有意識地去想這一點,但我們做到了。我們在不停地把球傳來傳去,但我們忘記了第二個進球。”——約翰·雷普.,選摘自《絢麗之橙》

“西德人,”大衛-溫納補充說,“他們自己也十分優秀。”

“有一本叫做《Hard gras(硬草)》的足球雜志,在荷蘭、德國都有出版,他們有一版的題目就是‘1974:他們是更好的一方’。在這本雜志裡,荷蘭人的神話被進一步摧毀,他們指出荷蘭人為決賽所做的準備工作是相當糟糕的,并認為德國赢得勝利是公平的。”

(二戰奪去了維姆-範哈内亨(橙色隊服)家人的生命,他對德國人有着天然的仇恨)

一些荷蘭球員,尤其是中場球員維姆-範哈内亨(家人死于了二戰)開始被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聯想分散了注意力,而歐洲冠軍則把更多的精力專注在了賽場上。

最終審判:經典重現,德意志得意志反戈一擊,全攻全守足球走上絕路

日耳曼軍團在他們位于鄉下的馬倫特訓練營集訓時沒有什麼美酒和美女,他們團結一心、不可思議地粉碎了荷蘭人的冠軍之夢。

“德國人準備得要好多了,他們訓練得非常系統。在訓練賽上,他們會讓岡特-内策爾扮演克魯伊夫的角色,後衛貝爾蒂-福格茨(被人親切地稱為“小獵犬”)則在這個過程不斷錘煉防守克魯伊夫的技藝。這種策略在決賽上被證明是十分有效的。不過問題來了:為什麼德國人‘山寨版的克魯伊夫幾乎能夠和克魯伊夫一樣好呢?為什麼風格酷似克魯伊夫的内策爾沒有在決賽中出場呢?這可能是另外一個不同的故事了。”

(在訓練時,内策爾模仿的就是克魯伊夫,他幫助了西德隊)

在拿球的時候,荷蘭人就像矮種小馬一樣傲慢地小跑,無視于他們在場上的優勢隻是在那裡傳來傳去。德國人則在利用着對手的悠閑,慢慢地積蓄着自己的力量。

門将賽普-邁爾的每一次拿球都像最終的審判一樣富有決定性。貝肯鮑爾則承擔了管弦樂演奏家的角色,他會大膽引誘克魯伊夫更加靠近他,這樣當他傳球到遠端時荷蘭人就很能難再拿到球。在攻擊線上,蓋德-穆勒則負責對全攻全守體系的刺殺。

對于西德隊來說,這場比賽是以往經典戰例的另一場重演。1954年世界杯決賽,擁有南多爾-希代古蒂、費倫茨-普斯卡什的匈牙利隊極其強大,但他們被擅于後來居上的德國天才們戲劇性地伏擊了。這一次,克魯伊夫、維姆-範哈内亨、内斯肯斯和科洛爾也将要面臨一個類似的命運。

在世界杯決賽中面對德國隊,很快就取得了1-0的領先,這個時刻本該是屬于在60年代中後期開始崛起的荷蘭足球。他們是那麼地富有創造力,是那麼地自信和年輕,似乎隻是缺少一個稱雄世界的加冕儀式。但最終那個時刻沒有來臨,他們輸給了更加擅于把握時機、意志也更為堅定的德國人。

(西德隊有蓋德-穆勒這樣的鋒線殺手,荷蘭人不該掉以輕心)

比賽第25分鐘,***的崇拜者保羅-布萊特納打入了一粒點球。比賽第43分鐘,蓋德-穆勒就像施展了魔術大師霍迪尼式的逃脫術一樣,扭曲着身體打入了那粒不太可能完成的進球。

“當荷蘭隊員們下半場重新回過神來試圖将比賽扳回來時,已經為時太晚了。”

最壞夢魇:不止足球,實用主義取代了樂觀主義,荷蘭人集體意識受潛在創傷

全攻全守足球在這個時刻受到了緻命的傷害。

“這至今仍然是一個決定性的時刻——任何關于荷蘭足球的話題最終都會回到1974年,很多很多的事情都能夠通過那場比賽的鏡頭折射出來。人們的觀點在那個時候發生了變化,包括我自己的。直到現在,當我看到蓋德-穆勒轉身得分或者是赫爾岑拜因赢得點球時的比賽視頻我仍然會感到不高興。”

(本該是加冕時刻,但克魯伊夫隻能留下一個落寞的背影)

究竟那些點球應不應該被判罰呢?

“好吧……的确有可能是(不被判罰)。從技術上分析,對克魯伊夫的那次犯規(導緻了荷蘭人的點球得分)是在***之外。但奧克-科克也同時指出:如果裁判擁有完美的視力,很好的角度和足夠的思考時間,裁判也可能會輕易地做出另外兩個點球判罰的決定。我們不應該為傑克-泰勒(主裁)做出的那個點球判罰而憤慨。對于德國人的那粒點球來說,後衛确實是撲過來了,而霍爾岑拜因也的确盡了自己的全力。”

“阿裡-漢留下了對方前進的空隙,而維姆-詹森隻能在匆忙之中笨拙地下鏟。之後,德國人還打入了第三粒入球,這卻很少有人讨論。下半場時,穆勒再次打入一球卻被誤判為越位。所以,最終的比賽結果并不是足球賽場的不公正,而是荷蘭人一手造成的自我傷害。這并不會使荷蘭隊的悲劇色彩變弱,相反,可能悲劇的成分更重了。這就好比你将要攀登到頂峰的時候卻突然跌落下山崖。他們至今都在為他們自己的所作所為感到苦惱不已。”

實用主義的沉重陰雲開始籠罩着這個國家,他們國家和這個時代樂觀主義和理想抱負的象征開始煙消雲散。這一切都是荷蘭國家隊賽場上失利的一種文化延伸,表演結束了。這一幕,能夠讓許多荷蘭人潸然淚下,這場決賽承載的文化意義早已遠遠超出了足球的範疇。

(雖然全攻全守的故事已經成為過去,但絢麗的橙色已經留在每個人的心中)

這場決賽給人的感覺就像是曆史的重演。從純足球的角度來考量,這場比賽給荷蘭隊帶來的打擊無疑于巴西隊1950年的馬拉卡納之殇。兩者的區别在于——這場失利後沒有什麼強烈的抗議,隻有那些竊竊私語和謠言。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陰雲仍未散去,這場失利又給荷蘭人共同的集體意識帶來了一種潛在的創傷。打個比方吧,此時的荷蘭人就像是孤身處在無比黑暗、滿是灰塵的閣樓裡面,卻聽到了地闆上嘎吱嘎吱的響聲。這個事件背後深深隐藏的恐怖無疑于斯蒂芬-金所刻畫的最壞的夢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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